时 事 动 态

 


2009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回顾:台上台下,2009

 


   是谁,第一个在当年响亮喊出“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”呢?遗憾,我们不知道。是谁,第一个在2009年大声疾呼“不要再用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”呢?我们知道。他是冯骥才。
   始终屹立于民族文化保护潮头的冯骥才先生,在2009年春暖花开的季节里,高声疾呼:“继续拿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,产生的危害可能要10年以后才能看到。”
   冯先生的意思是什么?是在唤归文化的主体性?
   2009年的舞台,幕帷尚垂,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灰色暗调,已流贯全场;观众一竖耳,就能听到全球资本拖沓萎靡的背景音乐,一咏三叹,失去了昂扬的调门。疲软的经济黯然退场——不,实际上,它只是神色凝重悄然自隐于后台那片暗色之中。之后,流苏一颤,2009年的舞台,幕布徐开。
   搭台者谁?唱戏者谁?——那站在2009年舞台上的,究竟是谁?
   2009文化主体性镜像:
   谁是传承者?
   牌子上写着:补助金8000元。文化传承人端正地站在台上,将牌子紧紧贴在胸前。2009年6月,108名贵州“非遗”项目传承人,领到了政府发放的专项补助金。
   文化传承成为一个可收益性职业,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。
   走下台,传承人回到自家吊脚楼里,把自己掌握的技艺,细细教授徒弟。如果他们抬头,会发现窗外看不见的地方,更宏大的文化传承,正以他们不掌握的方式,展开。原来,他们只负责微观与单项的文化传承。更浩大的文化舞台上,传承者,并不是他们。
   ·捕捉“非遗”·
   多年前,各级地方政府为寻觅资源而采取的姿势,有些类似于勘测——手执探测器,勘探域内矿产或其它有形资源,用以组装工业腾飞的翅膀。“非遗”热后,新一轮勘探对象转为域内文化资源,目的是搭建起一座座供经济唱戏的宽大舞台。而现在,地方政府采用的最新姿势,则类似“捕捉”——这是一种比“勘探”更为精细与殷勤的姿势。
   一仰一俯,载行载止,寻寻觅觅——细致的“捕捉”,意味着原野上的那些文化资源,将被再捋一遍,摘下;再滤一遍,精梳细理,使之简约,精炼,变成一个个符号,以利于响亮地广告,鲜明地标识;进而,再加工,包装,制成铮亮的品牌。
   捕捉文化符号,在过去几年间早已是一个普遍的姿势。但是,2009年,这是一个演得更盛的姿势。
   2009年,同是彝族文化带,云南省姚安县捕捉到了“梅葛文化”;双柏县捕捉到了“彝族虎文化之乡”;弥勒县捕捉到了“阿细跳月”;峨山县捕捉到的,则是神圣的彝族始祖阿普笃慕。
   2009年,同是土家族文化带,湖北利川将文化符号锁定“纤夫”,于是千人同唱“龙船调”;来凤将文化符号锁定“摆手舞”,于是万人同跳摆手舞。
   贵州的务川仡佬族自治县,在2009年发掘出了稀世罕见的“丹砂文化”;辽宁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,在2009年成功包装了700年历史的“敖包文化”;而广西的隆安,则在一番寻寻觅觅之后,终于瞄定了“那”文化。什么是“那”文化?你一定好奇和惊讶。对了,这就是这种文化资源的可开发之处:你想知道“那”文化是哪样的文化?好,去看“那”文化实景演出吧,还有“那”文化节、“那”文化论坛!——一个“那”文化品牌呼之欲出,一个“那”文化之都已经影影绰绰。
   地方政府捕捉到的,是文化吗?是文化,又不是文化。准确地说,是文化的碎片。
   在那些尚未成功捕捉“非遗”的地方,焦灼的政府正求助于专家,急着从思想上解决自己辖区里没有“非遗”的困惑。而在“非遗”被成功采摘的地方,传承人却只是一个很小的果实;真正的硕果,在于旅游品牌,在于规模庞大的产业链。
   ·孵化“非遗”·
   “非物质文化遗产孵化基地”,名称很神奇。2008年,它在宁夏银川揭牌,影响力则在2009年全面展现。这是“非遗”保护运动中一次十分罕见的大胆命名事件——被界定为中国人“精神家园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如何堪与“孵化”相连?然而,这是一个注入了政府意志的强大机构,“孵化”在某种程度上意指一种新的文化传承方式——在这个基地里,政府负责让剪纸艺人或者回族民间乐器制作者,直接与顾客或商人对接。
   这是一个事实:“非遗”产品或产业的孵化器,正是城市购买力。
   换句话说:推动当今“非遗”文化传承的主要动力与支撑力,主要是城市购买力。
   ·游离的主体·
   即便那些深居吊脚楼的“非遗”传承人,也发现了诸如此类的变迁:自家的大门,越来越多地被收藏家、经商者、游客或者专家敲开。的确,这与祖辈的情形大不相同——那些用古老技艺制作出的东西,以往是用来供给乡邻的,但现在,乡邻已经不需要这些了;需要这些东西的,是乡土之外的人。而他们花钱购买却并不是为了使用,而是为了收藏、转卖或者从事人类学研究。
   这正是当今民族文化传承的大体景致。与有着久远历史的人类本真文化传承相比,它已大相径庭。传承的主体与客体,发生着前所未有的位移与转换。
   今天的文化传承,有可能以一切非传统的方式展开——它有可能是一切,甚至是“孵化”;但它唯一不可能的,是维持以往人类文化传承的质朴形态;同时不可能的,是阻止以往乡土上那些原本作为被传承者的大量流失,他们有可能正沿着乡村通往城市的道路,蜿蜒曲折地行往某个工地或厂房。
   2009年的文化现象,再次展示了这种普遍的倒置:在浩大的文化产业运动之下,文化传承人在原野上的文化传承,弱化为一脉脉涓涓细流;文化传承成了超离文化主体的一项活动;那个庞大的人口群——本应成为民族民俗文化传承的真正主体,却在由文化精英、商人、收藏家与游客穿梭往来的热闹的文化遗产拯救现场,悄然出走,游离。
   也就是说,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,普遍不在场。不在台上。
   2009文化主体性镜像:
   我们如何传承文化?
   ·关于摆手舞·
   以前,土家族在摆手堂里跳摆手舞;现在,人们在广场上跳。
   2009年5月,湖北来凤县先声夺人,举办了规模宏大的万人摆手活动;孰料,11月,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县城广场上,两万人同时跳起摆手舞。酉阳县一举将此项活动的基尼斯世界纪录揽入怀中。
   若隐若显的竞争局面,已经不可避免,但这并不重要;民俗文化的表层形象在以夸张的形态传承,但这也并不重要;重要的是,我们看见——摆手舞的确获取了一种新的传承形式。你看,来凤县的广场上,摆放着来凤县文体局编排的“广场摆手舞教学光碟”;每晚的斜阳余晖中,人群悠闲地翩跹进退,摆手起舞。我们还看见——摆手舞已经演化成一种新的文化传统:这种本来在土家族特定文化时空中才能呈现的、承载了族源史与迁徙史以及大量农耕文化记忆的舞蹈,现在,变成了来凤城乡居民的健身休闲舞。
   ·关于“花儿”·
   以前,人们在空旷的原野上唱“花儿”,多半唱给心中的情人听;现在,宁夏固原市的公园里,“夕阳红”健身队的老人们,每天坚持练唱“花儿”,这是一种文化健身活动。
   在固原文化教育部门的推动下,“花儿”走进了农村中小学,孩子们在课堂里学唱“花儿”。一场传承“花儿”的运动,在校园里展开。
   专家曾经十分担忧:随着遗产业的发展,受到保护的遗产因为割断了与传统的个体生命的联系,割断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,有可能枯萎凋零。但2009年的民间文化事像,却让人相信:在新的时空里,离开原乡母土的文化,有可能以一种神奇的方式,重新组接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,与个体生命发生新的关联,构成新的生活景观。
   但是,哪些文化能够组装进新的大众生活?
   ·关于“摸你黑”·
   以前,佤族的节日“mo ni hei”, 原意是:“这儿是我们追求的、期待的,坚持下去吧,坚持到永久永久!”现在,它变成了“摸你黑”。
   2009年,各种少数民族文化节数不胜数,但拔得头筹的,是佤族的“摸你黑”。在第五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上,“中国佤族司岗里摸你黑狂欢节”获得“2008至2009年度中国十大魅力节庆活动”最高奖“金海豚奖”。
   “mo ni hei”节日形态很独特——把参与者的脸抹黑。这个形态转译到现代大众文化娱乐语境中,有可能被理解为“把身份抹掉”;更蹊跷的是,“mo ni hei”音译成汉语,便是“摸你黑”;如此神奇,真乃天赐之合!古老的节日形态,如此巧妙地契合了当今大众追求狂欢的娱乐价值观,丝丝入扣,天衣无缝。
   “摸你黑”之受青睐,显示出文化产业准确捕捉“非遗”所能达到的最诱人前景。当然,狂欢的大众对于“摸你黑”的体会,与佤族人对于“mo ni hei”的体会,很可能完全无关。
   在楔入现代生活时,问题在于传统文化如何成功地改造自己,移花接木;如何将自己析为片断,该隐则隐,该显则显,从而与现代生活铆榫相合。
   ·文化“衍生态”·
   2009年,各种大型歌舞有了向更加宏大化、迷幻化方向递进的倾向。一听其宣传词与规模,就可以想见其欲成为“地方文化名片”的勃勃雄心。
   这些视听盛宴能否穷尽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历史呢?这个问题难以测度但几乎不需测度。显而易见的是,视听盛宴的参与者,都希图造成《云南映像》式的轰动。但杨丽萍岂可轻易模仿与企及?当各地拿出的视听盛宴,以上了台阶与档次的光影效果,密集地将观众的视觉变得麻木与迟钝时,杨丽萍果断地换了招数。这一次她只挑战观众的耳朵。新的风向标于是诞生了。2009年的《云南的响声》,再次响彻全中国。
   实际上,杨丽萍不仅是一个精灵式的舞者,她甚至还是一个睿智的思想者。她为2006年的中国发明了“原生态”一词,又为2009年的中国发明了“衍生态”一词。什么是“衍生态”?
   杨丽萍解释:“衍生态”可以这样理解——表达源于民间、但又超越民间的一种创造,“衍生态”的舞蹈者也意味着是“创造者”。
   别忘了,杨丽萍是一个忠实的原生态主义者。她把根深深扎进土地。但与此同时,她没有拒绝时代向她递过来的那只手。对于2009年而言,“衍生态”的发明是对于当代民族文化传承新形态的一个揭示——我们当下的文化传承,正在引入大量非原生语境中的文化因素,嵌入当代人的生活经验,揉进文化“他者”的审美心理,整合进大众文化的期待,从而装置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。
   杨丽萍从原生态走向了衍生态;我们的传统文化,从台下走向了台上。我们看见:2009年的舞台上,古老的歌曲还唱着羊皮纸上的老乐谱,但伴舞、灯光以及华丽的LED屏,正在作着不可测度的流转。
   台上,一切皆有可能。
   隐蔽的搭台者:
   现代性的嵌入
   ·网络与技术·
   有谁做手机生意,不是为了赚钱呢?但彝族人阿瑟似乎不是。阿瑟组织公司推广手机——彝文手机。
   彝文手机的登场,是2009年的一件大事。相较已经问世的维文手机、藏文手机,彝文手机的轰动之处,在于过去几十年间,彝文一直在难以挽救地滑向边缘。但如今,现代通讯技术伸出一只手——就像彝族远古英雄支格阿龙那只神奇的手,它一把便将彝文从历史的重重褶折之中,拎了出来,然后,把它放在潮流之上,放在现代生活的中心。
   阿瑟说他推广彝文手机是缘于对彝族文化的热爱。这是可信的。假若现代化没有那么大规模地威胁传统文化的生存,不会有那么多的忧患者;不会有那么多的阿瑟。
   但这是怎么回事——我们一惯相信,现代性的扩张总是以覆盖地方传统为能事。然而,现代性不仅制造了很多的阿瑟,而且还制造出了彝族手机!这件事便既让人狐疑又值得琢磨:现代性,到底是要湮灭传统文化,还是要复兴传统文化呢?
   曾有那么多理论假设与现实对策,都建立在“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对抗”基础上。但事到如今,现代性恰好构成了复兴传统文化的某种动力。你去看看,2009年的“manchusky”QQ空间,那里有2756名注册会员,每天通过互联网,孜孜不倦地讨论和学习满语。“谁说满语正在消亡?”QQ空间的负责人之一王硕,对于当下盛行的“满语危机论”,怀着强烈不满。
   互联网,是现代化、全球化的核心装置。如果把现代化、全球化对于地方民族传统文化的掩杀,比作一具利刃,那么,互联网技术就是锋刃之上最凌厉的那一部分。但奇怪的是,就在这凌厉锋刃所卧之处,传统文化却找到了栖身之地;甚至,它有望构成民族传统文化的某种生存与传播之道。于是,我们只得相信:现代性是一个奇怪的复杂装置,它既发动对于地方民族传统的覆盖与消融,也发动地方民族传统的复兴与再生。
   不过,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。工具,能够说明多少问题呢?
   ·政府意志·
   下面这件事,称得上2009年的另一个地标性文化事件——云南大理古城保护管理局,与1000多商户签订了包括统一穿着民族服装等内容的“责任书”。胸有丘壑的网友立即发出质疑:这不是在利用民族文化攫取经济利益吗?
   大理古城保护管理局及时接招,回帖:号召商户统一着民族服装,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决定,有利于将大理古城打造成精品旅游区,以及提升古城的民族文化内涵。
   商户穿什么衣服经商,多么微不足道的事啊!但是,在行向现代化的道路上,穿什么衣服,突然演化为一个攸关全局的环节,一个可被无限放大的细节。它被设计为打造“精品旅游区”的一个重要道具。于是,服装便不再只是服装了,在行向经济现代化的隆隆战车上,它是一个关键部件。
   战车组装者以及零件配置者,当然是地方政府。有意思的是:改革开放之初,地方政府所做的事情恰好相反。那时,“民族传统与现代化”是两个难以调和的对峙者与碰撞者,地方政府的使命,是将传统残余一一拆除,以使得现代化理想能够更加风驰电掣。
   但现在,一切都倒置过来。民族传统作为一个重要零件,组装进了现代化的战车中。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。另一个方面的事实是:现代性成为民族文化表层复兴的一个发动机。
  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对立——20世纪最着名的观念。但现在,没有人会简单地相信它了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纠缠在一起,它们相拥,一同出现在2009年的舞台上。
   只是难以分辨:谁是主角?谁是配角?
   依旧流失的价值观?
   ·文化差异·
   2009年的一个背包旅行者,对了,有可能他的背包里还装着一台笔记本电脑?在黔东南的一个苗寨,他毫不在乎地在一座吊脚楼的房柱边撒了尿。这有什么呢?也许,在他的家乡,他从来都可以在房前屋后轻松方便。但这一次,他遇到了麻烦。
   60岁的苗族老人表现出的愤怒让旅行者不可理解。不就是方便了一下吗?但苗族人竟然固执得不可思议,以至于对旅行者举拳相向。而且,很快,超过100万人在100多个网站里,读到了他的贵州“虎口脱险记”,读到了村民强索他2.2万元的“土匪、强盗”之举。
   问题的关键是:人们在网络里,读不到关于事件另一主体的对等信息。苗族人的愤怒是可以理喻的吗?为什么没有等量的信息,告诉那100万人:苗族有严禁在房柱边撒尿的禁忌!苗族人更有尊敬老者、严禁以肢体语言冒犯老人的习俗!
   最后,了解“随地撒尿并不触犯国家法律”的人们,却并不了解苗寨的古老律令:历史上此类行为应被罚120斤米、120斤肉、120斤酒;用于请来全村人吃顿“赔礼饭”,实为向更多人昭示村寨应有的行为规范,传承良好风气。
   对于一直在致力于建成民族文化旅游大省的贵州,这次不对等的网络申诉事件是一个打击。但奇怪的是:贵州各级政府,曾经花很多的钱,用于述说贵州的文化形象;但此时,为什么他们就不负责述说苗族人的价值观呢?
   ·缺席的阐述者·
   其实,被打击的,还有那个一直以来很时兴的观念——“民族地区的旅游业,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观的传承方式。”
   在有关“非遗”产业的阐释里,弘扬民族文化价值观是最主流的话语。但是,这似乎是一个部分落空的理想。在尊重市场经济法则与描述、传播深层文化价值观之间,文化产业的砝码,更容易滑向哪一侧?
   这样,我们便看见舞台上,价值观阐述者的缺席。
   站在台上的,是大量的旅行者,以及旅行者背包里的价值观。
   2009年的深度
   ·文化的重构·
   “在长期的迁徙中,苗族不但丢失了土地,丢失了家园,还丢失了文字。似乎八寨苗这一支丢失得更多——他们连节日都丢失了。”一位作者写道。
   幸运的是,2009年,八寨苗找回了自己的节日。
   贵州雷山县的上马路苗寨,是八寨苗的支系。上马路苗寨的祖先崇拜龙。但是传说中,因为当地人曾经一度破坏了生态,守护他们的龙一气之下离开了他们。被龙“遗弃”的苗寨人,逐渐意识到了民族文化的缺失。2009年年初,他们用传统方式,自发组织了一个新的节日,终于“招回”了自己的龙。
   这是一个让人神清气爽的故事。或者可以说,它是2009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自我重构的一个微观镜像。上马路寨的犀牛龙为什么跑了?因为井水受到了污染。“招龙节”的深意,在于民间文化重构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。
   上马路的节日没有观众,也不为游客搭建舞台。在这里,真正的主角,是招回了“龙”的苗族人自己。
   ·文化精英的角色·
   接受了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少数民族少男少女,普遍地在书本上领悟一个道理:城市,是人类生活最理想的地方。毕业后,他们成为了“既融入不了主流社会,又不能认同祖辈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边缘人。”
   他们的生活幸福吗?
   中央民族大学的“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”,让2009年的民族文化现象有了一个最具深度的文本。这个课题,旨在让民族地区的下一代在走向城市以前,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民族与传统文化,拥有更加多元的文化与人生选择——拥有我们一直呼唤中的“文化自觉”。
   这样,我们看见,试图担当民族文化主体重建的文化精英,也站在了2009年的舞台上。于是,舞台上,有了一个角色,展示着2009年独具的深度。